当社区逐渐取代村落，成为我们新的生活驻地，我们谈论社区，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？社区（community）一词源于拉丁语，20世纪30年代，费孝通与吴文藻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Ferdinand Tönnies的著作时，创造了「社区」这一汉语词汇。尔今，社区概念日渐深入生活，我们有必要考察社区这一概念的文化意涵。当我们谈论社区，我们谈论的是乡土意识下的集体生活，还是现代背景下的公民觉醒？这点不得不察。
山崎亮在《社区设计》一书分享了他在日本的社区营造①的故事与思考。由于日本同样是以儒家文化构建社会基础，历史文化的相近，让山崎亮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。在《社区设计》，我们可以读到东方社会如何开始自己的社区营造，以及社区设计所具有的潜力与魅力。
2015年，一个平均年龄仅25岁的团队Assemble Studio凭借作品《Granby Four Streets》②成功斩获英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奖——透纳奖（Turner Prize）。这是透纳奖第一次授予一个团队/组织，第一次授予一个既非画作亦非雕塑的非传统艺术形式的作品。颇具争议，Assemble带来的是一个与利物浦Granby Four Streets街区居民合作的改善生活空间的街区振兴计划。人们疑惑，一个街区计划可以是艺术吗？它的当代性在哪里？
熟悉透纳奖历史的读者不会惊讶。1993年，雕塑艺术家Rachel Whiteread 以一座即将被拆除的维多利亚式老屋为模具，将其灌满水泥，并以这命名为《House》的作品俘获透纳奖的评委，同年，Rachel Whiteread获得了由 K Foundation 颁发的「年度最烂艺术家奖」。1998年，黑人艺术家Chris Ofili将大象的粪便加入颜料，以此作画，探讨外界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与种族困境，顿时舆论哗然。2001年，Martin Creed 凭借装置作品《Work No. 227: the lights going on and off》斩获透纳奖，据说当时一名艺术家曾愤怒地丢掷鸡蛋以示抗议。一间空旷的房间，里面灯光闪烁，这样的作品实在难以服众。然而，这就是透纳奖，永远在突破创作与艺术的框界，在世代的前沿施加它的影响力。
实际上，艺术介入社区已不再新鲜，艺术家们早已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艺术的扰动，带来社会的改变。在我们的意识里，社会改变往往关涉宏大叙事（Grand Narrative），然而，自Jean Lyotard以来，这种无所不包的叙事方式（按麦吉尔）备受质疑。Lyotard发现，宏大叙事往往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。罗斯进一步论述，宏大叙事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，因而必然是一种神话结构，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，它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。一直以来，在宏大叙事这一思维意识的影响下，市民被赋予被动的角色，主导城市发展的终究是政治与资本。这使得，如Alastair. Arvin所言，我们都把自己锁在这个工业时代关于「大」的怪圈里，认为能建造城市的只会是大型组织，他们将整个社区的塑形定性成为整齐划一的项目。③ 在经济奇迹之下，这一模式曾备受推崇。然而，当社会结构日趋复杂，民主实践开始遇到危机，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作为民主原义的人民权力变成鬼魅（按雷吉斯·德布雷），人们重新思考自己与城市的关系：我们把城市托付给资本，还是自己？市民应以什么样的角色介入城市建设？城市可以由市民主导建造吗？如果城市这一概念太大，那么，可以是社区吗？我们以什么样的角色、什么的方式参与社区事务？社会改变，可以是自下而上吗？通过社区实践，我们寻找那些被遗忘了的民主原义，进一步思考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生活的意义。这，就是社区的当代性。
黄宇轩如此评论Assemble的社区实践④：他们的获奖表明，当代艺术肯定了一种他们所象征的、反向的时代精神：改变世界需要的不是资本、宏大的理念或明星与领袖，而是跨领域的协作、在地的商讨和不墨守成规的行事方法。Assemble总是关注那些被遗弃的城市边缘街区，他们带着良善意念，通过在地研究，亲力亲为，与街区居民建立对话关系，通过建筑设计，塑造出不同阶层同时称颂的空间，通过社区营造，让公共性在这些街区再现，以渐进的方式，构建街区居民的自我意识，通过持续对话，探索现今群居共存的经济体系、社会议题，以及更多操作模式的可能及想象，以此促成小型社会改革。
约瑟夫・波伊斯认为，唯有艺术能够消解那些逐渐垂老并迈向死亡的社会系统之压制，去解构以建立一个如艺术品般的社会有机体。街区计划被视为时代艺术，意味着，当代艺术开始思考艺术与城市空间的关系、与社会生活的连结。事实上，这只是时代创新的一个缩影，在建筑、设计、公益、文化保育等领域，与Assemble类似的社区实践比比皆是。早在20世纪60年代，日本便开始这方面的实践：以居民为主体，通过行政、在地居民、NGO、社会企业之间的协力合作，从硬、软两方面着手，解决地区、社区特定课题。社区营造亦成为日本颇具特色的地区治理模式。或许，在不远的未来，「社区」将成为一种方法论。
2001年，应朋友之邀，山崎亮为有马富士公园研拟运营计划⑤，他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有些极为讲究的公园，不到十年的时间便成为无人问津的冷清场所。山崎亮注意到，这些公园，无论当初设计得多么用心，在公园落成之后，设计师几乎不再过问，而运营者也只是关心公园的维护和管理。在比对一般公园和迪斯尼公园的管理模式之后，山崎亮发现迪斯尼公园在运营者/管理者与游玩的市民之间增设了一个新角色 —— 演员，迪斯尼的演员让市民与公园产生了有趣的连接。这一发现，让山崎亮意识到，除了空间的硬体设计之外，安排同乐活动的社群也十分重要，他在硬体设计伊始就逐步培育社群，并让周边社群介入公园的营造，不同的社群根据自己的兴致，策划出形形色色的活动，与游客分享公园的乐趣。这种居民参与型的公园管理模式让有马富士公园具有特别的活力。